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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任无锡国专、广东文理学院、华南大学等学校教授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6-13

  学术界一直并称“北季南饶”,可以说,几十年来,饶宗颐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“南天柱”,他的学问成就,几乎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,凡甲骨学、敦煌学、古文字学、上古史、近东古史、艺术史、中外关系史、音乐、词学、经学、潮学、宗教学、文学、目录学、简帛学等,均有专著。另外,饶宗颐还在中国当代文人书画领域有着不凡的贡献,出版的书画集亦达45种。因此,谈论中国当代文人书画,自是无法绕过饶宗颐这座高峰。

  近日,饶宗颐书画展“海上因缘”在上海美术馆开幕,120幅臻于化境的书画近作,继续书写着一个不老的文化传奇。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邓伟雄博士及高敏仪女士的帮助下,记者与96岁高龄的饶老进行了“对话”。

  说起饶宗颐的学问文章,总免不了要追源溯流到他的家学渊源;说到饶宗颐的书画创作,自然也要探寻一番最初他所获得的艺术滋养。生长于富甲一方的儒商之家,饶宗颐不仅有一个“藏书盖潮州”的天啸楼可以畅然遨游,也早早地获得了书画方面的启蒙。10岁左右,饶宗颐就从师习画,老师是任伯年的学生、金陵人杨艳。由于任伯年的画有很多都是托杨艳卖掉的,所以饶宗颐总能在老师家里看到几十张任伯年的作品,然而看多了,却心生厌倦。那时候,他就发现任伯年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一种风格,程式化很严重,对古人下的工夫很少。于是,杨艳教的画法被饶宗颐舍弃了,他要蹑影追风,从古人学起,认真临摹古人的作品。自此,饶宗颐的山水画远追南宋的马远、夏圭一派,书法则是从颜真卿、柳公权入手。

  当时,饶宗颐有一个姓蔡的年轻叔父写魏碑,受其熏陶。饶宗颐也临起了魏碑,学的是《张猛龙碑》,再以后主要是学“二爨”。到现在,饶宗颐都觉得自己有一些书写习惯还脱不了《爨宝子碑》笔法影响。12岁时,饶宗颐的书法功底已经相当扎实,可以给人写招牌了,乃至于后来在表述自己“重、拙、大”的审美风格时,饶宗颐这样说:“我的基础是我早年的基础,不是后来补的,我的画有很多都是从头到尾一笔完成,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,因为这需要很强的书法功底。”他有一幅大画,是为香港回归作的巨幅荷花图,高三米多,一支荷茎从顶上一笔下来,很多人惊讶于他怎么能够做到一笔到底,其实这就是他的书法功底给了他的腕力。

  尽管因为父亲饶锷早逝,饶宗颐更上心的是整理及继续其著述,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学术中,书画之道只占用了他很少的一点时间。但在饶宗颐看来,如果没有这最初的底子,他后来的书画也将很难从传统中跳脱出来,就如他后来所备受称赞的敦煌人物画、双钩佛像等,尽管主要创作起因是到敦煌受了“刺激”,但他依然为其找到最初的功力源泉。“在我读小学的时候,我们家旁边有一家画佛像的店,暑假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人家学着画,画了一共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,从那个时候就打下了这样一个基础。”

  1949年,饶宗颐到了香港,再次提笔作画,依然从临摹开始,却已不拘于形似了。他对黄公望的笔墨可谓数十年不断追模,临写过几遍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有一幅的题跋是如此写的:“与自清代以来,步追大痴,不敢稍变的,大不相同。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饶宗颐自号为“今荆蛮民”(荆蛮民是倪云林别号),那段时间,他所写的倪云林笔意山水也最为人所称道,其作品不单得云林简拙神气,老辣处更有过之。

  对于学习古人,饶宗颐曾这样说过:“我是在研究古人怎么变、他变的规律是什么,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规律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变,每一个变化都是有章法的。我后来有机会常常去台湾,到台北故宫博物院,因为我们非常熟,我要看什么他们都给我看,非常方便。作画跟做学问的路数一样,要创新一定要从传统生出来。”

  在技法上,中国画讲究师承古人;在品格上,中国画则强调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。

  所谓的师造化,用今人的口来说即为“写生”,要脚去走,用眼去看,用心去悟。饶宗颐一生的学术历程,无疑也为他的书画创作提供了师造化条条曲径幽道。

  自饶宗颐移居香江的一个甲子间,因为学术缘故,他的足迹已如印章,印遍了世界各地,所到之处,因为又饱含着传统文人的情怀,自是要揽赏自然山川之壮美,人文景观之深沉。顾亭林云:“九州历其七,五岳登其四”,饶宗颐也深爱此两句,曾请冯康侯老师镌此作一闲章。

  游历中国各地,饶宗颐除了会参与学术会议,研究出土文物,与学者们交流之外,他还能腾出心思观赏名山胜水,每有所得,用纸笔速记下来。或者默记在心,回到居停之处,题作忆写。画《龟兹大峡谷》、画《狮山晨曦》,恐怕都是这样的兼而得之。

  饶宗颐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,即与东南亚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有着密切的交流,上世纪50年代末,更在印度作长期游历,观佛迹、习梵学,研究婆罗门教义,览诸天竺之胜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又长期讲学法国,欧洲白山、黑湖之趣尽收眼底,后来又移坛美国的耶鲁大学,遍览美、加两国佳境,黄石公园、大峡谷、尼加拉瓜瀑布、路易士湖的晨烟暮雨,都变成了他的胸中丘壑,不仅形诸他的诗篇,兴之所至,也跃然于他的纸面。他写域外山水,同样是用其刚劲的书法线条,依各地山石水流形态,挥写出来,每一个地方的特点,让人一眼能辨。

  而他比较大量地创作人物画,也源于他的海外之行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饶宗颐前往法国对巴黎所藏的伯希和从敦煌持去的经卷加以研究。他除了采用经卷作为中国古代经典、宗教、风俗、文学各方面的珍贵资料外,还深入研究写经的书法,并发现这些经卷卷尾或背面或空白处,有不少唐人绘制佛教壁画所用稿本,这些画稿都用白描方法写成。饶宗颐收集研究这些唐人的白描真迹,不仅写就了《敦煌白画》这本开山之作,自己也娴熟地掌握了唐人白描的方法。回到香港后,更进一步用这种白描线条来创作人物画。张大千先生曾称赞说:“饶氏白描,当世可称独步。”

  如此全面外师造化,饶宗颐获得了什么样的“心源”呢?有人评论说,70岁前后,饶宗颐的画作,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,都已突破古人的规范,纵笔自如,堪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 与饶宗颐有过几次“亲密”接触的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、艺术部副主任朱万章也认为,到了晚年,饶宗颐的书画作品已完全是自家面目,个性很明显,其深厚的内在修为自然地化入作品中,内涵非常丰富。“饶老首先是一位学者,然后才是书画家,市场上偶能看到临摹他的伪作赝品,气格风骨自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  饶宗颐,1917年生于广东潮州,字固庵,号选堂。18岁即续成其父所著《潮州艺文志》,刊于《岭南学报》。历任无锡国专、广东文理学院、华南大学等学校教授。1949年移居香港,任教于香港大学。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。已出版著作100多种(其中专著逾60种),发表论文1000多篇,诗文集十余种,被誉为“当代百科全书式学者”。

  广州日报:您的真、草、隶、篆等都写得非常好,每种字体都自有一段天真在,是不是自然率真是您的书法终极追求?

  饶宗颐:自然率真是我的书法路向,很难说是终极追求。不过我认为,我在书法上的主张是应该以古人为基础,然后自然而然地悟写出自己的面貌,而不是一开始就强求有自己的面目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,有人认为我写的各体书法,都有一种自然的感觉。

  广州日报:我感觉您作品的精神气质和弘一法师有相近之处,那么您是如何评价弘一法师的书法的?

  广州日报:在绘画方面您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境?与传统文人山水画所体现的空、远、寂、静有何区别?

  饶宗颐:我曾经说过很多次,我在绘画上所追求的,是一种“学艺双携”的境界,也就是说,我所追求的是把学术的境界融入到绘画及其他艺术范畴中。

  广州日报:您自己有没有将自己的书法绘画艺术分期?您认为您的书法、绘画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进入自由之境?

  饶宗颐:我从来没想到把我的绘画作品与书法做出艺术分期,很难说我在艺术上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自由境界,不过我感觉到我开始可以说是“通会之际,人书俱路”。

  广州日报: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画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产物,讲究率性。那么在您看来,文人书画应不应该强调临摹?

  饶宗颐:我认为不论是什么画,在中国画而言,我主张把临摹古人作为学习的重要基础。当然,临摹不是艺术的最后目标,但是却是学习上不可缺少的步骤。

  广州日报:大师自古是通才!可在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,复合型人才极为罕见,您认为当代文化人怎样才能做到“通”?

  饶宗颐:我以为文化人怎样才能做到“通”,不是一个应该如何寻找方法的事,而是有没有意向要做到“通”,或者需不需要做到“通”。

  饶宗颐:我以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的书法或绘画,所谓当代绘画或当代书法,不是在当时评论,而应该是由后世评定。

  饶宗颐:我时常说,我个人认为,中国书画应该是“天人互益”,也就是说,不是把绘画或书法当作一个独立领域来看待,而应该是学术、生活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书法绘画的养分。

  饶宗颐:我一向都把写字作为一种运动,我以为书画创作不是有什么“计划”,而是应该在自己不断地创作之中发现问题,然后寻找答案。这一点不论是在学术或艺术的追求上,我一向如是。